
「当世界不再梦见我们之后,后室我们在做什么?当世在Backrooms中,我们集体地、界不见们疯狂地、再梦徒劳而壮丽地自己梦自己。后室」
今年夏天,当世电影《后室》将那个充斥着黄色墙纸与嗡嗡作响的界不见们荧光灯的无限空间搬上银幕,标志着“后室”这一恐惧文化正式完成了从互联网迷因到主流叙事的再梦跨越。
后室文化是后室一场自发的、去中心化的当世、属于互联网原住民的界不见们集体神话构建。其源头可追溯至2019年发布于4chan的再梦一张图片。

(最初,后室后室仅是当世一个无限重复、毫无意义且令人深感不安的界不见们空间)
这张图片配有一段文字:“如果你不小心卡出了现实,你就会掉进后室。这里只有潮湿发霉的旧地毯气味、令人发狂的单调黄色、荧光灯持续不断的嗡鸣声,以及大约六亿平方英里的随机分割空房间等待你被困其中。如果你听到附近有什么东西在游荡,愿上帝保佑你,因为它肯定也已经听见你了……”
由此,一个庞大的、由集体创作支撑的后室宇宙开始野蛮生长。互联网用户通过协作,将图片中关于“卡出现实”的模糊焦虑,系统性地编纂成上千个层级。

(网友自发搭建的后室中文数据库)
后室引发的广泛共鸣,折射出我们这代人潜意识里的感知:我们所栖居的现实,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嗡嗡作响的阈限空间。
当世界不再将我们容纳进其合理且温暖的梦境中,我们便只能暴露在这样一个赤裸裸的、缺乏故事性的“非场所”里。

恐惧文化是每个时代盛大且集体的心理投射。后室文化的流行,映照出当下人们面对不确定未来时,那种既迷茫又难以寻找出口的复杂心态。
传统恐怖源于“我”与“它”的对立。未知的、外来的异常物潜伏于暗处——如吸血鬼、丧尸、鬼魂等,突然闯入原本安全的生活,令人无能为力。
无论是怪物恐怖、超自然恐怖、肉体恐怖、心理恐怖还是宇宙恐怖,从精神秩序到身体边界,再到理性本身,最深层次的恐怖始终源自人内部的脆弱性。

(尤金·萨克:恐怖类型间的差异,不在于其内容或影像,而在于其本体来源——威胁来自何处,被想象的,是何种世界)
后室则是一个纯粹的、被剥离了所有具体功能的、仅剩下不安感的阈限空间。空荡的黄色墙纸、嗡嗡作响的荧光灯、无限延伸的同质空间……其引发的恐惧是存在性的。
这种恐惧的空间载体,高度契合人类学家马克·奥热所说的“非地点”(Non-places)——“一个不具归属感,没有人际关系亦非历史性的空间”。非地方没有历史、不塑造身份、不孕育关系,只有临时性和过客感。
当我们的日常生活日益被这些无差别的非地点填充,后室作为一种关于空间本身的梦魇,其诞生便只是时间问题。

(雅克·塔蒂《玩乐时间》中的矩阵办公室,人从空间的使用者变成了空间的零件)
走廊、楼梯间、午夜加油站、空无一人的候车室等非地点,原本的功能是连接与通过。当它们被无限复制和扩大,且本应到达某处的目的被永久滞后时,巨大的荒诞感与焦虑便随之产生。
后室中状态性的恐怖,精准对应着现代人普遍感到的被困感:困于系统、困于重复的生活、困于看不到尽头的单调日常。

(“旧地图不能用了,新地图又还没画出来,所以只能在熟悉又陌生的走廊里继续往前走”)
后室在空间维度上制造了无限重复的迷宫,而它在互联网上的亲缘“核美学”,则在时间维度上完成了类似的操作。
核美学之一的“梦核”,尤其是中文互联网语境下的“中式梦核”,利用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怀旧元素——旧家具、老式电脑界面、像素游戏,将本应安全温暖的童年记忆轻微扭曲。这种对过去和记忆的篡改,以及对熟悉事物的异化,触发了一种比直面怪物更深刻的不安。

(人造物在被扭曲和剥夺人类投射的意义之后,呈现出熟悉事物的陌生化)
后室和梦核共同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时间体验,即“无时性的永恒当下”。未来前景黯淡,过去也变得诡异且不可居留。双向塌陷的时间,既切断退路,也消解前路,将人彻底钉在悬浮的、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的“现在”之中。
这是一种无他者的存在与虚无的恐惧。恐惧的制造者消失了,恐惧对象也不存在,恐惧反而因此变得更纯粹。它变成了一种人与自己独处时的体验,一种持续低度的、无法定位来源的不安。

(海德格尔:在面对“无”的时候,恐惧便会苏醒,“无”被理解为存在者的全然他性)
后室的无限走廊、千禧梦核里那些被凝固的平凡午后,将原本属于个体故障体验的微小眩晕感,放大为一个完整的宇宙。
在一个感官体验泛滥、一切都被精心设计的时代,纯粹的、未被赋予任何意图的“物性”,反而成了最令人着迷的东西。

传统艺术,包括传统恐怖,都建立在叙事之上。而互联网原住民主要通过二手经验来认知世界。
信息是碎片化的,彼此之间缺乏因果关联,不构成完整的故事。这种认知模式,对应着日本学者东浩纪提出的“数据库思维”。
“御宅族系文化在拟像的全面化与大叙事的功能不健全这两点上,清楚地反映出后现代的社会结构。”御宅族这一常被误解的文化群体,大规模涌现于日本社会经历政治理想破产、经济承诺蒸发、超越性追求自毁三次溃败之后。
面对传统身份认同的失效,以及连接“内在经验”和“超越意义”的大叙事失调这一残酷事实,御宅族转而将垃圾般的亚文化当作原料,神经质地创造出“自我的躯壳”。

(“曾被传统支撑的‘社会’与‘神’的伟大之处已无法捕捉,御宅族试图用身边的亚文化来填补这个空白”)
东浩纪进一步指出,后现代人类无法通过社交性的链接来获得对人生意义的解答,只能独自回退到动物性的需求,以填补孤独。
“动物性的需求”,是人在失去了所有宏大的、需要他者承认的意义感之后,在封闭的自我系统内,用无数碎片化的、可即时获取的需求满足物将自己填满,以此抵御虚无的侵袭。
在后现代社会中,我们生存的社会特征本身也是由大叙事的失调所赋予的。后室的魅力在于,它将整个时代超越性维度的沉默、经验性世界的过度膨胀的精神处境,具象化为了一座由失调建造的、用来容纳失调的集体建筑。
后室为无意义赋予仪式感,为孤独者提供一个可以与他人共享的想象空间。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空间进行去中心化的、永远持续的建造活动,为自己建造一个可以短暂栖居的壳。
因此,部分抱持后室原教旨主义的群体,对于电影将后室概念落地为具体的心理创伤这一创作不甚满意。他们坚持认为,当后室的恐怖之处被具体的情感创伤所阐释,就彻底失去了概念本身不可解释性的魅力。

(3号厅检票员工:这种慌张是无因的,因为没有来处,所以它至今没有去处,我束手无策)
最持久的恐惧恰恰是无因的。没有一个可以被叙述为故事的来源,它就是发生了。在一个普通的夏日午后,做了一个普通的决定,然后就掉进了一个无法被理解的处境里。这种无他者的恐惧不源于对某个具体威胁的恐惧,而是对存在本身感到不安。
后室的根本魅力并非靠叙事联结,恐怖感只是这个宇宙的一种“环境属性”。它不讲述任何东西,它只是存在。每个人的体验,都是从非时间性的数据库中提取元素,进行个人化的生存存档。我们在享受探索一个巨大、怪异的信息宇宙本身的快感。

(我们无法逃离后室,就像我们永远无法逃离自己)
我们凝视着屏幕里那片黄色的、无限循环的虚空,其实是在凝视我们自己雾状的轮廓。

“崇高”作为一个美学范畴,经历了漫长的下潜。公元1世纪,朗吉努斯将崇高定义为修辞文本激发的伟大心灵。
埃德蒙·伯克则在《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中明确将自我保存作为崇高的基础。美与愉悦相关,根植于社会交往的愉快;崇高与痛苦相关,根植于个体面对威胁时自我保存的本能。当痛苦和危险在安全距离外被感知时,它们会转化为“欣喜的惊惧”,由此崇高从修辞问题变成了感知问题。

(“所有普遍的匮乏都是崇高的,这是因为它们的恐怖:空虚,黑暗,孤独以及寂静”)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进一步将崇高哲学化。他指出,崇高体验的起点,是我们面对一个绝对的大或绝对的强力,感性被无限所压倒的瞬间。
但随之而来的是,理性意识到自身超越了一切感性尺度的能力,反而确认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不可侵犯的尊严。在这个意义上,崇高不再是神或自然的属性,而是人面对无限时,对自身超越性和精神尊严的确认。

(“崇高感体现为一种间接的、突破对生命力阻碍后的强烈激动的情感状态”)
全球化空间的无序蔓延,让我们面对的是看不见的、弥散的、渗透在日常里的过度。它是数据流的无限,是系统的抽象暴力,是意识本身的幽暗深渊。
我们对“现实”本身产生了乡愁。我们所依赖的一切分类框架都开始松动,真实与虚假、秩序与混沌、自我与世界变得模糊,以至于我们开始渴望一种不被美化、不被叙事化、甚至不被意图过的赤裸裸的空间感本身。

(“美无非是,我们恰巧能够忍受的恐怖之开端”)
我们内心最深的焦虑,是一种元焦虑,即对分类框架本身可能失效的焦虑。我们害怕的不仅是怪异,更是那个允许怪异存在的、规则已经崩坏的系统。因此,我们创造了新的崇高载体。
科幻与后室恐怖,都是在对元焦虑进行令人战栗的审美化处理,表达那些无可言说、却实实在在压迫着我们心灵的东西。后室文化,是系统化无意义的崇高,它将抽象的、弥漫的社会性焦虑,外化成可探索的、潮湿发霉的迷宫;克苏鲁,是不可知论绝望的崇高,它代表了对真相根本不可理解、不可承受的恐惧;科幻中超越人类尺度的构想,是进化与超越的崇高,它描绘了人类心智在跨越门槛时,将要面对的疯狂与新生。

(菲利普·K·迪克:美丽和不朽的存在源于那些本身并不美丽的个体易腐生物的痛苦)
恐怖与科幻的共同主题,是在非人世界的边缘,为人性画像。建造后室这样无限孤寂的迷宫,建造宇宙中那些宏伟而沉默的飞船与星门,最终想表达的,是对我们自身内部同样无限、同样孤寂、同样渴望被绘制和理解的内心宇宙的一声沉重叹息。
当世界不再梦见我们之后,我们在做什么?在Backrooms中,我们集体地、疯狂地、徒劳而壮丽地自己梦自己。
旧的造梦者消失了,但仍有人重新梦出一个可供栖居的、属于每个孤独个体的宇宙。
(图片素材均来源于网络)
参考资料:
[1]白果与无患子,《恐怖内核的终极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