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始终认为，这部纪录片更应命名为“吴越王”。若不读懂吴越王，何以读懂吴越国？何以读懂“陌上花开”的温柔、“三世五王”的传承、“人间天堂”的底色，以及“纳土归宋”的大义？那么，吴越王究竟是谁？钱镠852

我始终认为，太平这部纪录片更应命名为“吴越王”。后们还需

若不读懂吴越王，部吴何以读懂吴越国？越国何以读懂“陌上花开”的温柔、“三世五王”的太平传承、“人间天堂”的后们还需底色，以及“纳土归宋”的部吴大义？

那么，吴越王究竟是越国谁？

钱镠（852年—932年），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太平奠基者，庙号太祖，后们还需谥号武肃王。部吴在中国浩瀚的越国君王谱系中，他的太平名字或许不够显赫——没有秦皇汉武的威名，没有唐宗宋祖的后们还需武功。即便在杭州，部吴千百年来人们津津乐道的仍是唐代白居易、宋代苏东坡。然而，真正在唐宋之间奠定杭州千年繁华、在乱世中延续中华文明火种的人，却被历史的烟尘所掩埋。如果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一幅壮美长卷，那么五代十国便是其中被忽视太久、误读太深的段落；而吴越国，更是唐宋之间、两宋之前不应被忽略的华彩篇章。

我们要打造的，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吴越王”史诗。这不仅关乎制作逻辑，更关乎精神逻辑：这是一部关于勇者、智者、王者与长者的叙事。

勇者：乱世中的孤勇者

“余自束发以来，少贫苦，肩贩负米以养亲，稍有馀暇，温理春秋，兼读武经。十七而习兵法，二十一投军。”

这是钱镠在《武肃王遗训》中的自述，寥寥数语，道尽了乱世英雄的人生起点。关于他的出生，虽笼罩在民间传说的迷雾中，但确凿的历史文献显示：公元852年，当钱镠降生时，后梁太祖朱温、南吴太祖杨行密、楚武穆王马殷等命运各异的枭雄也相继登场，他们共同交织出大唐帝国终结的大历史背景。

钱镠16岁便冒险贩卖私盐，往来于浙江海盐与安徽各地，用肩膀扛起生计。但他绝非寻常贩夫，胸有丘壑，“常与群儿在石镜山前一株大女贞树下行军游戏，指挥颇有法度”。21岁那年，为护卫乡里，他毅然投军，从此踏上刀头舔血的英雄之路。

乾符六年（879年），黄巢军数万人南下临安，时任董昌八都兵偏将的钱镠以少胜多，智退黄巢军。此后数十年，他身经数百战，“其间叛贼诛而神人快，国宪立而忠义彰”，从偏将一路升至杭州刺史、镇海节度使，直至镇守两浙十三州。在那个“四方豪杰并起”的血色黎明中，钱镠凭一身孤勇，从底层私盐贩子杀出了一条通往王座的血路。

我们的镜头从临安功臣山下的婆留井开始。但我们想呈现的，不是被神话的君王，而是一个血肉饱满的“勇者”——他的勇，不在于天生神力，而在于明知前路凶险却毅然弯弓上马的决绝，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忠大勇大义。尤为关键的是，熟读《春秋》的钱镠，与董昌、杜稜这些始于微时的生死兄弟，因对“忠、义”理解的不同，走向了迥然的人生终局。

智者：遗训中的哲思者

钱镠的独特，不仅在于能打天下，更在于能治天下、传天下。他留下的最宝贵遗产，是凝聚在“八训”与“遗训”中的生存智慧与治国策略。

公元912年，钱镠亲订《武肃王八训》，以晋代以来大族衰亡为鉴，严正家教。临终前，他留下十条“遗训”，核心仅寥寥数语：
1. 心存忠孝，爱兵恤民。
2. 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
3. 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顺天者存。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

短短百余字，是钱镠一生智慧的结晶，也是吴越国七十多年国祚延续的精神密码。他看透了乱世的本质——争逐权力者终被时代遗弃，唯有守护百姓者才能被历史铭记。他深知吴越地狭兵少，无意逐鹿中原，确立“奉中原正朔”的基本国策。他不仅自己拒绝称帝诱惑，临终前还反复叮嘱子孙：“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

这份智慧孕育出了中华家训史上的瑰宝。《武肃王八训》和《武肃王遗训经后世整理，形成著名的《钱氏家训》，全文544字。其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至今仍是振聋发聩的箴言。而与这份遗训形成互文的，正是那封情感饱满的家信——“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缓缓归”，是钱氏家族千年兴盛的温柔河床，也是我们讲述吴越王故事应有的核心节奏与灵魂通道。

我们希望以钱氏后裔对家训的代代传承为叙事线索，完成从千年以前延及当代的完整叙事。吴越王的故事，是武肃王的故事，是三世五王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千年家训，一脉相承。我们要告诉观众：这部纪录片拍摄的，不只是一位王者的故事，更是一部穿越千年的江南望族精神史。花开花落，不徐不疾；潮起潮落，生生不息。

王者：安民的睿见者

钱镠的“王者”格局，不在于“地方千里，带甲十万”，而在于始终将“民”字置于所有谋划之上。“十四州百姓系吴越之根本。”《武肃王遗训》如是说。这绝非空话。在“世方喋血以事干戈”的五代乱世，各路枭雄你争我夺、生灵涂炭，而钱镠选择了另一条路——“我且闭关而修蚕织”。他以“保境安民”为国策，对内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对外不称帝、不挑衅、不扩张，以一隅之力护佑一方百姓。

钱镠从保护乡民的朴实愿望起兵，一生所求不过“衣锦还乡”。吴越国内政的最大成就，在于兴修水利、建设城市。钱镠深知钱塘江水患是杭州发展的致命威胁。公元910年，他调集二十万军民，在钱塘江北岸开启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水利大会战，采用创新的“竹笼填石法”，从六和塔到艮山门修筑了一道绵延数万丈的捍海石塘，彻底根治潮患，留下“钱王射潮”的千古传说。他还多次修筑杭州城墙，使杭州城规模比隋朝扩大近一倍，奠定了这座千年古都的城市格局。此后，他又在太湖流域造堰蓄洪，疏浚西湖，整理鉴湖，使两浙之地真正成为“鱼米之乡”。

后世百姓尊称钱镠为“海龙王”，两浙之间颂声载道。明代学者朱国桢评价吴越国纳土归宋之举：“且完国归朝，不杀一人，则其功德大矣！”此言虽指钱俶，但其精神源头，正是钱镠种下的“不杀一人”的种子。见诸正史的吴越王史迹虽不多，但“钱王射潮”、“保俶盼归”等民间情感与神话叙事，在吴越故地千年流淌。钱镠捍海射潮和三筑杭城，堪称另一个版本的愚公移山和大禹治水，背后是江浙人的生存智慧与政治哲学。

所谓神话，不啻于百姓们给王的加冕。

钱镠的远见更体现在“善事中国”的战略格局上。他始终恪守“奉中原正朔”，不断遣使进贡以证心迹。在五代十国的刀光剑影中，吴越国凭借这份政治智慧，成为十国中存续时间最长、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百姓生活最安定的一隅乐土。钱镠的虑远卓见，不仅保住了吴越国72年国祚，更为半个多世纪后钱俶“纳土归宋”、实现中华民族和平统一埋下了最关键伏笔。

我们将镜头聚焦于射潮捍海、投龙问简和陌上花开等历史名场面，用纪实与视觉奇观相结合的画面，呈现这位“人间天堂奠基人”的真正力量。更重要的是，通过生动的纪实叙事，构建“人间与天堂共生，历史与现实互证”的影像体系，展现王者超越时代的大局观给今日吴越故地带来的幸福感：王者夫人的车马，会缓缓回到锦绣湖山。花还在开，归人，还在路上。

长者：孤独的守望者

最后，我想揭示一个最容易被忽略、却最令人动容的维度：钱镠的“长者”身份。

钱镠生于852年，卒于932年，享年81岁。在那个“五代十国皇帝平均寿命不到40岁”的乱世——朱温61岁被亲子所杀，李存勖42岁兵变身亡，石敬瑭51岁忧愤而死，柴荣39岁英年早逝——钱镠的81岁高龄，堪称令人震惊的异数。他比朱温多活20年；他去世时，宋太祖赵匡胤尚是五岁孩童，宋太宗赵光义尚未出生；他几乎经历了从晚唐到五代十国最动荡的巨变，亲眼看着一个个雄主在刀光剑影中倒下，而他自己始终稳若泰山。

这是怎样的孤独？

当我们把镜头对向那个烽火四起的年代，会看到一幅令人唏嘘的画面：昔日盟友董昌因越州称帝被钱镠亲手平定；一生之敌兼儿女亲家杨行密早逝于江淮烽火；北方劲敌朱温、李克用、李存勖，一个个在权力巅峰骤然坠落。晚年，钱镠身边的老面孔越来越少，朝堂上的年轻人越来越陌生。他是那个时代最后的幸存者，一个孤独地见证了整个时代沉浮的长者。

这份孤独，或许是他长寿的根本原因之一。据载，钱镠不似其他君王那般通宵宴饮、奢靡无度。他每日卯时起床，习“八段锦”，午间必午睡，戌时就寝，饮食清淡——“每餐一荤一素，米饭不过三碗，酒不过三杯”。有人劝他宵衣旰食、日夜操劳，他淡然回答：“身体垮了，拿什么治天下？”这份近乎“佛系”的养生哲学背后，是一个历经沧桑的长者对生命最朴素也最深刻的理解。

在有限的记录里，钱镠一生推崇《春秋》，辞世前有子孙围绕诵读《春秋》的传说。但我最终放弃了这一场景的复原，不仅因为源于传说，更我希望他的最后离开，应是一场缓缓花开之上的春雨。

钱镠的长寿，根本在于内心的安宁与笃定。当其他枭雄在争名逐利中耗尽生命时，钱镠却因“不争”而“天长地久”。这个悖论，恰恰是他给予今人最宝贵的人生启示。

我们的镜头将用强烈的今昔对比与时空折叠来呈现这一主题：一边是中原大地战火纷飞、帝王如流星般转瞬即逝，一边是杭州城内堰闸安好、稻花飘香的宁静画面。钱镠就站在今天的杭州南山路钱王祠前，永远像一个不动声色的长者，静静注视着时代的潮起潮落。在此场景中，我们可以听见钱氏后裔对家训的诵读和书写，让跨越千年的血脉之声，与千年前的武肃王隔空对话——这种“长者”的力量，穿越时光，依然在今日的钱氏家族中脉脉流淌。

为什么说，我们欠他一部真正的纪录片？

千年之间，大众对杭州城的认知，仍更多地停留在白居易和苏东坡。这并非苛责观众，心中有杭州、有百姓的白苏二人值得永恒怀念，但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无奈——在唐宋两座文化高峰之间，那个真正奠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孤勇者，那位以“善事中国、保境安民”护佑两浙百姓近百年的吴越王，被遗忘在了历史的夹缝之中。

我们要拍的，不是一部君王传记，而是一次对历史记忆的郑重打捞。从勇者到智者，从王者到长者，钱镠的一生浓缩了五代乱世中最稀缺的品质：在黑暗中杀出血路的勇气，在杀戮中坚守仁心的定力，在争雄中保持清醒的远见，在喧哗中独守寂寞的坦然。这一切，最终凝结在钱氏家训那穿越千年的字句之中，凝聚在杭州城的每一寸湖山之间。

九百年前，苏轼在杭州任通判，应邀撰写《表忠观碑》，盛赞钱氏三代五王仁德，吴越百姓“至于老死，不识兵革”；欧阳修称吴越王“有德于斯民甚厚”。今天，我们要用镜头重新书写这篇跨越千年的“表忠观碑”，让当代观众真正了解：在白居易和苏东坡之间，在唐宋两座高峰之间，曾经有一个名字叫钱镠。

他不仅是吴越国的创建者，更是杭州城的缔造者、纳土归宋的发愿者、千年家训的书写者、中华文明的传承者。

从这种认知出发，我们不妨称钱镠为仁者。在那个“以杀伐为能事”的五代乱世，钱镠的“仁”显得尤为珍贵。他证明了：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兵戎杀伐，而是来自守护；真正的伟大，不是一城一池的版图，而是让百姓免识刀锋；真正的不朽，不在功德碑文上，而在文明传承和天意人心。他不只属于吴越故地，更应该属于那一脉难得的、以苍生为念的仁者王道传统。

（作者系一级导演、纪录片《吴越国》总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