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风向的分数通胀剧烈反转令人咋舌:前几日还在热议“试题难哭考生”,转眼便变成了“高分通胀”与“高分扎堆”。高分扎堆这种分裂的产生言论,折射出高考舆论场中许多声音的分数通胀非理性与不真实。
然而,高分扎堆“高分扎堆”并非今年独有,产生这一现象早已存在多年。分数通胀
曾有一位北京家长向我抱怨:“孩子考了510多分,高分扎堆竟然没什么学校可报,产生教育到底怎么了?分数通胀”我告知他,这个分数仅处于后50%的高分扎堆学生区间,对方顿时哑口无言。产生在他那个年代,分数通胀这是高分扎堆绝对的高分;而在今天,这被视为“低分”。产生
以满分750分的北京高考为例,今年600分以上考生占比17.84%,500-600分占比41.2%,近60%的考生分数在500分以上。相比之下,400-500分占30.7%,300-400分仅占8%,200-300分仅有956人(占1%),200分以下几乎可以忽略。换言之,近90%的考生在400分以上,98.39%在300分以上,300分以下仅占1.6%。
这种分布显然偏离了选拔性考试应有的正态分布。为何会出现如此格局?
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上大学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但录取仍需依赖分数。此时,高考的功能已从八九十年代单纯强调“选拔”(仅筛选前5%-10%的精英),转变为“测量与分流”,即需将全体学生测量出来,并输送至不同层次的院校。
为此,高考命题趋向于“水平化”而非单纯的“选拔化”。绝对强调区分度的试题比例下降,各层次的“送分题”增加。在“平稳”命题要求的约束下,高考命题逐渐模式化、固化,直接推高了整体分数。
2014年启动的高考综合改革旨在打破文理分科,推行后三门科目的水平考试。由于自由选科后需统一比较,为保障公平,“赋分制度”应运而生。简言之,赋分即“位次分”。
1. 早期改革地区的“分数拥挤”
在第一批、第二批改革地区,为强调水平考试性质、“淡化分数竞争”,推行“3分一段”的赋分方式,导致分数高度拥挤,区分度大幅下降。
以北京(第二批改革地区,“3+3”模式)为例,赋分将考生分为ABCDE五档:
* A档:前15%
* B档:15%-55%(占比40%)
* C档:55%-85%(占比30%)
* D档:85%-99%(占比14%)
* E档:后1%
后三门起评分为40分,满分100分(理论起评120分)。这一制度设定了分数的下限,使得低于100分、200分的概率极低。
2. 第三批改革地区的统一与微调
2018年起,第三批改革地区统一采用“3+1+2”模式,物理、历史保留原始分,仅两门科目赋分。赋分等级调整为:
* A等:前15%(100~86分)
* B等:前35%(85~71分)
* C等:前70%(70~56分)
* D等:前83%(55~41分)
* E等:后17%(40~30分)
相比北京上海,起评分下调至30分,区分度略有提升。以河南选考物理为例,600分以上占5.76%,500-600分占28.14%,400-500分占35.89%,400分以上占比约70%。300分以上占比近92%,200分以上占比99.68%。虽然200-300分区间有所“扩容”(约8%),但高分聚集的本质未变。
结果:低分区消失,高分区拥堵
* 河南:100-200分区间仅1812人;而440-520分区间,每分逼近2000人(如493分有2132人)。
* 广东:理科(选物理)100分仅7人,100-200分约2000人;但501分单档就有1908人,人数规模与低分段相当。
除了技术与制度因素,观念问题也是导致高分通胀的重要原因。在低分区缺失、高分区拥挤的背景下,理论上应进一步细分,但现实中却存在以下误区:

长此以往,考生、家长及教师均习惯了高分,并依赖分数获得“获得感”。
多年前我曾指出,在综合评价录取尚未全面推行的背景下,过度简单、缺乏区分度的中高考分数通胀弊大于利:
1. 加剧焦虑:强化分数竞争,引发“剧场效应”,增加不必要负担。
2. 助推应试:技术上鼓励刷题,因为刷题提分有效,而非让考生认清现实。
3. 公平争议:以分数为录取依据,但分数本身的区分度日益缩小。
遗憾的是,这一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面对高分通胀,家长焦虑加剧,更易被误导而提前进行应试培训。
值得欣慰的是,高考命题“去固化”与“反刷题”改革已取得明显进展,今年高分扎堆现象有所缓解。部分培训机构续费率下降,正是反刷题见效的佐证。
然而,受制于后三门水平考试与赋分制度,整体高分格局依然稳固。这并非因为学生整体过于优秀,而是制度设计使得“得低分”变得几乎不可能。
面对满眼的高分,家长无需过度焦虑。看清本质便知:竞争并未加剧,只是系统不再允许你得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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